音乐演出被侵权该怎么办？
在唱片业业内流行着一句话一一一“流水的歌手，铁打的版权”，这句话的含义是歌手的流动性很大，唱片公司很难控制住歌手的流动，但唱片公司却能牢牢地控制住歌的版权。唱片公司将歌手捧红了，歌手想走，唱片公司没办法控制，但和歌手一起红起来的音乐作品版权却牢牢掌握在公司手里。版权是唱片公司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为了防患于未然，著作权法赋予著作权人可以在即将到来的侵权行为中，向法院申请临时措施以停相关主体即将进行的侵权活动在演唱会中对即将到来的侵权行为发布的临时禁令，即为“禁唱令"广州某演艺经纪有限公司从全国各地购买了很多歌曲供一名艺人演唱，经过三年来的大力宣传，该歌手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成为内
地一名耀眼的新星，为其打造的歌曲逐渐登上各种大型舞台，成为畅销金曲。但原来签订的经纪约时间为三年，约满后，该歌手名气大增，未与公司续约。公司拥有着《套马杆以高原蓝只我要去西藏只七月的草原以幸福花儿开》等五首歌的完整著作权，该歌手“单飞”后，一直以上述歌曲作为其成名作在各地进行商业演出。该公司作为著作权人却未从中取得过任何收益，曾多次请求其购买所唱歌曲的版权，但未得到回应。公司得知福州某歌剧院有限公司即将于某现场演出中请该歌手演唱上述五首歌曲，而无论是福州某歌剧院有限公司还是该歌手均未事先取得上述公司的许可。
虽然有国家立法的规定，但在演唱会中，众多购票者都希望明星能够唱成名作，法院如果发布了“禁唱令”，无疑会给热烈的演出现场泼一盆冷水，可能会引起观众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重大安全问题，所以法院一般不会发布“禁唱令'》此前，北京某艺术文化推广有限公司曾经向法院申请发布了全国第一例“禁唱令"，但歌手仍然唱了“禁唱"的歌曲，最
终法院对歌手及组织者进行了罚款处理。在第一张“禁唱令"出台之后，全国还没有出现第二张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福建分会根据经验分析，该演出场地较小，容纳观众有限，而且演出阵容中不止有上述歌手一人，仅禁唱五首歌曲不会引起强烈的社会效果。而且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在2020年才获得“诉讼标的额在50万元以下的第一审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管辖权，“禁唱令"为新型案件。基于以上分析，接受该公司授权，授权范围为：针对定于2011年6月26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的演唱会中该歌手及演唱会组织者即将实施的侵权行为，申请法院发布诉前禁令（即禁唱令）的全程代理。
该案亳无疑问地获得了鼓楼区人民法院的重视，从申请立案、召开听证会至审结，前后仅用了三天的时间。演出前一天的中午，法院终于下发了禁止演出组织方和该歌手表演上述歌曲的民事裁定书（即“禁唱令'')0最终，6月26日晚上的现场演出中，该歌手放弃演唱上述五首歌曲。本案很好地维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防范侵权于未然，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该案被作为典型案件，在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进行宣传。从该案中，可以深刻感受到音乐作品版权对歌手和演唱会的重要性。如果没有作曲者和作词者艰辛创作，那么一切演出市场和歌手代表的表演者职业将不复存在。
民间音乐作品典型纠纷
2020年的“乌苏里船歌之争"将民间音乐作品的保护问题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原告黑龙江省饶某县四排赫哲族乡政府及双某山市赫哲族研究会（后诉）主张《乌苏里船歌》是由想情郎》《狩猎的哥哥回来了》等赫哲族传统民歌編曲而成，并非被告郭某原创，应该定性《乌苏里船歌》为赫哲族民歌，并要求被告作出声明及賠偿损失。依照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鉴定报告，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是，《乌苏里船歌》是郭某等人在赫哲族世代流传的民间曲调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作品手法创作完成的，郭某作
为合作作者之一，享有对《乌苏里船歌》的著作权，以任何方式使用时应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该案的突出意义在于，在诉讼主体方面，第一次以“原告主体不适
格”（被告方抗辩事由）的主体一一一当地族群作为原告提起的民间音乐作品诉淦，在受案范围方面，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问题仅在著作权法中作出原则性规定的情况下，被告认为该案完全不属于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屮决当地族群胜诉；在鉴定人方面，法院通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双方认可的专家中进行选择，几位专家在学科领域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避免了完全由作曲家来鉴定民间音乐权属纠纷的影响。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集体的名义为集体的作品进行维权胜诉的司法实践，具有开创性意义。
